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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 宗景宜總說，自己其實不太會講感性的話。她思路清楚，說話節奏很快，談事情時習慣先抓重點、看結構，再一步步往下分析問題、尋找解方。比起描述感受，她更在意事情怎麼處理、問題怎麼解決。然而，回望這幾十年的社福工作歷程，會發現她的人生裡總有一些時刻──當事情需要有人往前一步，她總是自然而然地站了出來。

　　她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。直到孩子出生，被診斷為智能障礙，她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這個社會對障礙者及其家庭，存在著許多偏見與歧視。那時候的臺灣，許多身心障礙者被藏在家裡，家長少有發聲的空間，社會也缺乏支持系統。她沒有停留在命運的不公平，而是選擇開始與其他家長一起站出來，提出倡議、與政府對話，一步步投入身心障礙者權益運動。

　　後來，她參與創辦心路基金會，又陸續投入啟智協會、聯合勸募等組織，親自一路走過臺灣社會福利從草創時期的社會運動、立法推動、公私協商，到逐漸制度化的過程。因此她深知，一個組織從無到有，需要經歷多少混亂、磨合與修正。

　　二○一三年，當她受邀擔任白永恩神父基金會董事時，她沒有太多遲疑。身為天主教教友，亦長年投入社福工作，這份邀請對她來說，更像是順勢而來的安排。「好像沒有推辭的理由。」她笑著回憶。

　　當時剛從美國完成非營利組織管理學業返臺的費克強神父，正接下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。董事會成員大多是神父，談起組織經營、發展策略與管理制度時，因中文不是費神父最熟悉的語言，有些想法並不容易完整傳達。宗景宜總會在一旁補充、整理，把他的理念轉化成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。

　　「我好像是少數比較知道他真正想要表達什麼的人。」她笑著說。許多默契，也就在一次次的董事會議裡慢慢建立起來。

有些人走著走著，就站到了前面

　　二○一七年，宗景宜正式從心路基金會退休。同一年，費克強神父升任遣使會中華省會長，轉任基金會董事長，執行長職位因此出缺。

　　宗景宜從未想過，退休之後，自己會成為白永恩神父基金會第一位非神職背景的執行長。她記得，那年尾牙聚餐時，費神父突然問她：「你來做好不好？」她原以為只是隨口聊聊，沒想到幾個月後，費神父正式約她見面，再一次鄭重提出邀請。

　　「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。」她回憶。「只是腦子裡很快開始浮現一些問題：哪些地方需要調整、哪些問題得先處理。」彷彿站到那個位置時，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。

　　她回望自己的人生，好像總是如此。當事情需要有人承擔時，她總願意接住。而當時的白永恩神父基金會，也正處於一個需要有人把事情撐起來的階段。

　　重建後的聖方濟安老院正處於發展期，高雄服務據點還待重新整合，臺北早療、臺南與臺東的服務也正在重新定位。除了服務發展本身，還有經費籌措、人力與制度建立等，都是組織同時要面對的挑戰。

　　回頭看，那幾年是基金會快速發展的階段。但宗景宜最關心的，從來不是增加了多少服務；她更在意的是，這個組織能不能建立起一套基礎，即使未來環境改變，仍然有能力持續往前走。

她最在意的，是「人」能不能一起走

　　宗景宜很清楚，一個組織真正困難的，從來不是提供服務，而是如何讓一群人，長期而穩定地一起往前走。

　　白永恩神父基金會各地服務據點成立時間不同，制度、福利與管理方式也不一致。有些單位還保留著早年的人情式管理，但當組織逐漸擴大，如果沒有制度支撐，就難以永續。也許因為見過太多組織的興衰，她往往很快就能看出諸多問題的癥結點。她從不把這些稱為成就，因為對她而言，就是努力把事情慢慢推往更好的方向。

　　於是，她開始建立組織制度與管理基礎，也密集與主管對話，重新盤點不同單位間的工作流程與管理模式。「不把這些建立起來，很多事情後面很難推動。」她知道，制度改革從來都不是一件討喜的工作。當原本熟悉習慣的做法被改變，自然會有人感到不舒服，她也曾因此被員工投訴過。幸好，費神父一直支持她。

　　她始終相信，制度不是限制，而是讓組織能夠長久運作的基礎。談起那段歲月，她並沒有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。她總說，費神父其實有很多想法，而自己只是陪著他，一步步把那些想法落實、完成。

她不太說使命，卻一直活得像使命

　　宗景宜其實不太喜歡談「使命感」。她總覺得，人在那個位置，就努力做好那個位置該做的事。心路基金會草創階段，哪裡缺人，她就補哪裡。公關缺人，她做公關；行政缺人，她做行政；甚至缺人載送物資，她就自己開著貨車出門。來到白永恩神父基金會之後，她也從未刻意把自己定位成帶領導者。

　　「事情到了，就做。」一句簡單的話語，概括了她一路走來的選擇。那些年，她推動制度、預算管理、內部控制，也支持數位募款、企業合作與資訊系統的建置。這些工作不像第一線服務那樣容易被看見，卻深深影響著組織未來能走多遠。

　　她很少談及自己的辛苦。但回頭看白永恩神父基金會那些年的發展，宗景宜的行動力就像「鴨子划水」──水面平靜，其實從北到南、到東，始終沒有停下，一直不停地往前進。

有些人退休了，卻沒有真正離開

　　為基金會培養出接班團隊後，宗景宜退休了。她原本以為人生終於可以慢下來，多留一些時間給信仰，也讓自己好好休息。沒想到不久後，董事會再邀請她回來擔任稽核，協助內控與治理，她仍是答應了。

　　一路走來，她從來不是因為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而留下來。只是每一次，當事情來到眼前，需要有人承擔時，她總是平靜地說：「好，我來」。

　　臺灣身心障礙權益運動的發展歷程中，宗景宜是一位重要的推手。直到今天，她依然持續在不同組織與協會之間提供協助。她很少談奉獻，也不喜歡把使命掛在嘴上，然而真正難得的，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組織需要有人承接、制度需要有人建立、責任需要有人扛起的時候，她始終願意站在那個位置上。

　　宗景宜所回應的「我在」，從來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當事情需要有人把它撐起來時，她總會默默地，把它撐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