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消息

　　宗景宜總說，自己其實不是很會講感性的話。

　　她講話節奏很快，思路清楚，談事情時習慣先抓重點、看結構，再一步一步往下分析。比起形容情感，她更在意事情怎麼處理、問題怎麼解決。可是一路回頭看這幾十年的社福工作歷程，又會發現，她的人生裡，好像總有一些時候——當事情需要有人往前一步時，她總會自然地站到那個位置上。

　　她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。直到孩子出生後，被診斷為智能障礙，她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這個社會對障礙者與家庭，其實充滿歧視。那時候的臺灣，許多身心障礙者被藏在家裡，家長也很少有發聲的空間。可是她沒有停下來抱怨命運，反而開始與其他家長一起倡議、與政府對話，也一步一步投入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。

　　後來，她參與創辦心路基金會，又陸續投入啟智協會、聯合勸募等組織，一路走過臺灣社會福利從社會運動、立法推動、公私協商，到逐漸制度化的過程。她很清楚，一個組織從無到有，需要經歷多少混亂、磨合與修正。

　　所以2013年，當她受邀擔任白永恩基金會董事時，她其實沒有想太多。身為天主教教友，又長年投入社福工作，對她來說，那更像是一種順勢而來的安排。「好像沒有推辭的理由。」她後來回憶。

　　那時候，剛從美國完成非營利組織管理學業返臺的費克強神父，正接下基金會執行長的位置。宗姐還記得，當年的董事會裡，大多數都是神父，談起組織經營、發展策略與管理制度時，費神父因為中文不是慣用語言，有些想法並不容易被完整理解。她總會很自然地在旁邊補充、整理，幫忙把他的意思說得更清楚。

　　「我好像是少數比較懂他要表達什麼的人。」她笑著說。很多默契，也是在那些一次又一次的董事會議裡慢慢建立起來的。

有些人，走著走著就站到了前面

　　2017年，宗姐正式從心路基金會退休。那一年，費克強神父因升任遣使會中華省會長，需要轉任基金會董事長，而執行長的位置因此空了下來。

　　宗姐其實從沒想過，自己在退休後還會成為白永恩基金會第一位非神職背景的執行長。她記得，那年尾牙聚餐時，費神父很突然地問她：「你來做好不好？」她原本以為只是隨口聊聊，沒想到幾個月後，費神父又正式約她見面，很認真地再問了一次。

　　「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。」她回憶。「只是腦子裡很快開始浮現一些事情：哪些地方需要調整、哪些問題得先處理。」那種感覺很難形容。好像很多事情，走到那個位置時，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。

　　她後來發現，自己的人生裡，好像總是這樣。當事情需要有人承擔時，她很少退後。而當時的白永恩基金會，也確實正處於一個需要有人把事情撐起來的階段。

　　重建後的聖方濟安老院正處於發展期，高雄服務還待重整，台北早療服務、台南與台東的服務也正在重新定位。除了服務發展本身，還有經費籌措、人力與制度建立等問題，都是組織同時要面對的挑戰。

　　很多人後來回頭看，都認為那幾年是基金會快速發展的階段。但宗姐在意的，卻從來不是「增加了多少服務」。她更在意的是，這個組織能不能建立起一套，即使未來環境改變，仍然有能力持續往前走的基礎。所以，她最先處理的，是「人」。

她最在意的，其實是「人」

　　宗姐很清楚，一個組織真正困難的，從來不是做服務，而是如何讓一群人，長期穩定地一起往前走。

　　白永恩基金會各地服務據點成立時間不同，制度、福利與管理方式也不一致。有些單位還保留著早年比較人情式的管理習慣，但當組織逐漸擴大，很多事情如果沒有制度，就很難真正長久。

　　於是，她開始建立組織制度與管理基礎，也密集與主管談話，重新整理不同單位間的工作流程與管理方式。「不把這些建立起來，後面其實很難推。」她說。但制度的建立，從來都不是一件討喜的事。當原本習慣的事情被改變，自然就會有人不舒服。那些年，她也曾被員工投訴過。

　　她知道，自己某種程度上，是一個很目標導向的人。做事情重視效率，也很習慣快速做決定。幸好，費神父一直支持她。談起那段時間時，她並沒有特別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。她反而一直強調，費神父其實很有想法，而她只是陪著一起把許多事情完成。

　　也許因為自己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，看過太多組織發展的過程，所以很多問題，她幾乎很快就能判斷出癥結點。只是她不太習慣把這些說成「成就」，對她而言，就是怎麼樣把事情慢慢推到對的方向。

她不太說使命，卻一直活得像使命

　　有趣的是，宗姐其實不太喜歡談「使命感」。

　　她總覺得，自己只是在哪個位置，就做那個位置該做的事。早年的心路基金會還在草創階段，哪裡缺人，她就補哪裡。公關缺人，她去做公關；行政缺人，她去做行政；甚至沒有人開車載物資，她也會自己開著貨車出去。來到白永恩之後，她也沒有特別把自己想成「帶領者」。

　　「只是事情到了，就做。」她說。可是也許正因為如此，她反而更在意，一個組織能不能真正長久地走下去。

　　那些年，她推動制度、預算與內控，也支持數位募款、企業合作與資訊系統。這些事情看起來不像第一線服務，卻會真正影響組織未來能走多遠。

　　她總不太說自己的辛苦。但回頭看白永恩基金會那些年的發展，宗姐的行動力很像「鴨子划水」——表面平靜，但其實從北到南到東，一直不停地往前。

有些人退休了，卻沒有真正離開

　　在為基金會培養出接班人之後，宗姐後來真的退休了。她原本以為，接下來的人生，會慢慢回到比較單純的節奏，能多留一些時間給信仰，也讓自己休息一下。可是後來，董事會邀請她回來擔任稽核，協助董事會進行內控與治理，她又答應了。

　　好像很多事情，她從來都不是因為「想當什麼」而留下來，而是當事情來到眼前、需要有人往前一步時，她總會很自然的說：「好，我來」。

　　在台灣的身心障礙權利運動中，宗景宜是一個重要的推手。直到今天，她依然持續在不同組織與協會裡提供協助。她沒有把自己說得很偉大，也很少談奉獻。可是回頭看，也許真正難得的，從來不是把使命掛在嘴上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需要承擔的時候，始終願意站在那個位置上。

　　這麼多年後再回頭看，也許她所回應的「我在」，從來不是一句口號。而是當事情需要有人承擔時，她總會很自然地撐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