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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老，我還很少年

       頭髮花白的羅文思神父，用一口流利的臺語輕聲說著：「我的心猶少年，所以我希望我會當，擱一擺，五十年，替遮的人服務，好無？」這段話，出現在他來臺超過半世紀後，為宜蘭聖方濟安老院重建四處奔走、籌款時所留下的影像。

       一九六三年，還很年輕的羅神父踏上臺灣，落腳宜蘭礁溪與頭城，從此將一生深深扎根在這片土地。他把臺灣當成第二個故鄉，無論是小兒麻痺與肢體障礙的孩子或偏鄉弱勢的老人，都是他的家人。

攏是我的囡仔

       在臺灣醫療資源匱乏、小兒麻痺肆虐的年代，許多孩子因無法及時治療，失去了行走與學習的機會。看見這樣的處境，羅文思神父與白永恩神父、衛宗賢神父及仁愛會修女，於一九七一年在礁溪創立「文聲復健院」，守護著上千名小兒麻痺及肢體障礙的天使。

       當時，計程車起跳價是六元，醫院掛號費約六到十元。有一次，羅神父帶著五、六個孩子搭清晨第一班火車，從礁溪到臺北看診。出了火車站，計程車司機因路程太短而拒載，他只好有的牽、有的揹，一路帶著孩子走到臺大醫院。旁人看了心疼，忍不住問他：「這攏是你的囡仔？」他毫不猶豫回答：「是，攏是我的囡仔！」對方發出一陣嘆息聲：「你哪會遮歹命！」然而，在羅神父心裡，那從來不是苦命，而是甘願。

       羅神父白天忙著牧靈、輔導教友和照顧院童等繁雜工作，夜晚又埋首修理特殊支架及矯正鞋，常常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。他還特別在復健院設計了一座溫泉水療池，讓孩子能在水中復健。於是，復健不再只是痛苦的訓練，而成為一種遊戲，一份希望。孩子在這裡接受治療與教育，再次站起來，也重新走向人生。因此，人們稱羅文思神父為「小兒麻痺之父」。

不只因為孩子，還有整個地方

       羅神父在礁溪成立文聲復健院的同時，他的同鄉衛宗賢神父、包宜航神父也在鄰近的頭城傳福音。他們看見偏鄉農漁村生活困苦、物資匱乏，便一步步回應地方的需要。一九六六年成立「頭城海星漁業生產互助會」，並爭取荷蘭政府補助，打造四艘舢舨船與兩艘變速漁船，協助漁民改善生計；一九六八年，在天主堂旁興建學生活動中心，提供學生課後讀書空間，並開辦課程，協助婦女培養副業技能。一九七五年，衛宗賢神父更將自己的宿舍進行改建，創立了「聖方濟安老院」，成為當時頭城第一間老人照顧機構。三位來自荷蘭的神父，在臺灣東北角，默默陪伴著最需要幫助的人。後來衛神父和包神父奉派返回荷蘭，只有羅神父繼續留在臺灣，將自己的歲月留在這裡。

       二○一五年，政府開始推動日照中心。當時，聖方濟安老院因建物老舊，正籌重建，原來教堂旁邊的活動中心有人建議改為日照但意見紛歧。有人擔心活動空間被壓縮，也有人建議不如把一樓出租給超商，收取租金來補貼教堂開銷，畢竟對面就是鎮公所，地點極佳。就在大家爭論不休時，羅神父緩緩站了起來，用他那熟練的臺語，溫和而堅定地描繪了他家鄉的景況：「你看，佇阮荷蘭新蓋的教會，一樓做運動場所，二樓才是教會，按呢，會當給較多人去教會。」接著，又說了一句讓全場安靜下來的話：「咱做代誌，若毋是為著家己的好處，是為著別人的利益，咱啥物攏會當做。」

       這句話講完，現場響起了掌聲。那就是一位牧羊人的力量，他不用強硬的手段說服，而是用一顆無私的心，引領大家看見共同的方向。後來，日照中心順利成立，在安老院興建完成前，就開始服務當地的長者，成為社區溫暖的依靠。

把最好的留給別人，自己謙卑退場

       與他為社會所做的一切相比，羅神父自己的生活始終簡單。多年來，他住在礁溪一棟樸素的老房子裡，小小的房間裡只有一張床、一張書桌。寒冷的冬天，人們仍常看見他穿著涼鞋配襪子，在街上來回奔走。他開著一輛老舊的車，穿梭在礁溪與頭城的大街小巷，探訪教友、關心孩子，也陪伴需要幫助的人。對他而言，生活從不需要太多，只要還能為別人付出，就已經足夠。

       二○一七年，年事漸高的羅神父慢慢意識到，自己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四處奔波。他決定返回荷蘭安養，將餘生交還給出生的土地。基金會原本希望替他安排媒體採訪，好好述說他一生的事蹟，而羅神父僅淡淡地表示，他沒有甚麼好對記者說的，他只是在為弱小的人服務。最後，聖方濟的教友們決定為他辦一場簡單的音樂會。沒有鋪張排場，只有熟悉的歌聲與滿滿的不捨。〈感謝天主〉、〈漁人的漁夫〉在空氣中迴盪著，他看著臺下這群像孩子一樣依依不捨的人們，忽然用那口流利的臺語笑著說：「辦這創啥？我猶未欲『出山』啦！」一句話，逗得眾人破涕為笑，也輕輕接住了所有人的眼淚。

       直到他離開，人們才真正明白，這位一生為他人奔走的神父，幾乎什麼都沒有留給自己。他把最好的青春、最多的心力，都留給了臺灣。那些重新站起來的孩子、被照顧的老人、因他而學會付出的人，仍一步一步走著，把他的愛繼續走下去。或許，這就是羅文思神父留下最深的「我在」——即使人離開了，愛仍在。